明时期杨嗣昌1495.com

2019-11-10 10:39栏目: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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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嗣昌,字文弱,湖广武陵人。父杨鹤,字修龄,号无山。万历三十八年,二十二岁的杨嗣昌中进士,开始了他并不十分顺利的仕途,先授杭州府学教授。不久升迁为南京国子监博士,后又累进至南京户部郎中。泰昌元年八月,他在一次奏疏中述说淮北、江浙地区由于年成不好,米价昂贵,民心思动的状况,忧心忡忡地提醒皇帝:“今日百姓尚知讨贼,尚可催科。只恐百姓自己作贼,谁为我皇上催科者。”表现了他对明皇朝日见衰败的恐惧心态。

崇祯九年秋,主理军事的兵部尚书张风翼去世。此时,正值北疆清兵虎视眈眈,西北农民军起义风起云涌之际。一日,崇祯帝朱由检为寻找一个合适的人选接替兵部尚书之职而大伤脑筋。他召集群臣上殿议事,四顾“廷臣竟无可任者”。正当群臣纷纷扬扬推举兵部尚书人选时,突然,他想起了曾总领宣府、大同、山西军务的原陕西总督杨鹤之子杨嗣昌,此人正在家中为父母守丧。于是,一向敢想敢为几近刚愎自用的崇祯帝力排众议,于次年三月将杨嗣昌召回京都委以兵部尚书之职。在短暂的时间里,杨嗣昌在治军议政方面显示了他出众的才华,深得皇上倚重,从此,杨嗣昌跻身朝廷权贵之列,主持军务达五年,充当了一名皇帝宠重的得力助手和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刽子手。

天启七年三月,陕西澄城农民抗粮杀官,揭竿而起。王嘉胤、王大梁、高迎祥等群起响应。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正式拉开了。

皇帝青睐恨用晚

崇祯元年,正病休辞官在家的杨嗣昌被起用为河南副使,并加右参政。崇祯四年,他的父亲杨鹤时任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因其镇压农民起义不力,被劾革职,下狱问死。这时,已调到山海关“饬兵备”的杨嗣昌,“三疏请代”,父亲“得减死”,谪戍袁州夏,杨嗣昌擢右佥都御史,巡抚永平、山海关诸处。崇祯七年秋,迁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杨嗣昌本为一介书生,崇祯帝即位后这一系列任命,使他逐渐熟悉了军事。此时,农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杨嗣昌处心积虑,几次上疏献计献策,“请开金银铜锡矿,以解散其党。又六疏陈边事,多所规画”。

明朝末年,社会黑暗,土地的高度集中使社会两极分化日益明显,苛捐杂税的重负和连年的自然灾害使广大人民苦不堪言。尤其是天启年间,阉人魏忠贤把政,其人手段卑鄙,邪劣无耻,广植党羽,权倾朝野,天下人无不痛恨。

崇祯九年,兵部尚书张凤翼卒。急需一位有才能,有魄力的兵部尚书以统筹全局。“帝顾廷臣无可任者,即家起嗣昌”。崇祯十年三月,杨嗣昌抵京,崇祯帝立即召见。杨嗣昌从小熟读经书,在病休和父母丧期闲居期间,又“积岁林居,博涉文籍,多识先朝故事”,知识面较为广博。他当过教书先生,“工笔札,有口辨”。经管过国家财政,做过地方大员,亦担任过兵部侍郎,阅历比较丰富。加之他“锐意振刷”,又善揣度人意,因而颇受崇祯帝喜爱。“帝与语,大信爱之。”“每对必移时,所奏请无不听,曰:恨用卿晚。”

天启七年八月,一向宠幸魏忠贤的明熹宗朱由校病逝于乾清宫.遗言由其十七岁的弟弟朱由检继位。朱由检登基后。诏明年为崇祯元年。他就是明代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帝,史称庄烈帝。崇祯是一位较有作为的皇帝,他知书达理,锐意求治,很重视人才。上台后,他不动声色地铲除了宦官魏忠贤的势力,使自己牢牢地掌握了国家大权。然而,此时西北地区传来的农民起义军的号角,使这位欲有所为的年轻皇帝感到一种莫名的惊惧。

杨嗣昌担任兵部尚书以后,立即着手抓了两件事:

地处边塞的陕西是有名的贫瘠之地。这里蝗灾旱灾不断,人民极端贫苦,但官府却丝毫不减免百姓的税赋。无可奈何的农民先是吃秕糠,再吃草根树皮.最后只好吃观音土,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崇祯元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终于纷纷爆发,一时风起云涌,竿立影从。随着起义的发展与队伍的壮大,李自成与张献忠两位领导人的名字为许多起义弟兄所熟知。李自成,陕西米脂人,万历三十四年生,自幼家贫,当过放羊娃、驿卒,他的队伍主要战斗在陕西、河南、山西、京冀一带,是明末最主要的起义队伍。张献忠,字秉吾.陕西延安人,粗通文笔。为人多谋,其义军经山西、河南,主要活动于川楚地区。此时的农民起义战火燃遍大江南北,明朝政府岌岌可危,镇压农民起义成为朝廷的头等大事。而为崇祯帝看好的兵部尚书杨嗣昌,理所当然地担当起这个重任。

其一,面对明廷内外交困的形势,提出了“安内方可攘外”主张,并在其主管兵部期间努力加以贯彻实施。四月初二日,他上了《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疏中将天下大事比作人的身体:“京师元首也,宣、蓟诸边肩臂也,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中原之地腹心也。”认为农民起义是腹心之患,而山海关外的满洲贵族只是肩臂之疾。因此主张军事重点应放在镇压农民起义方面。他指出:“以故臣言安内方可攘外,必足食然后足兵,必保民斯能荡寇,此实今日证治之切,根本之图。非敢缓言攘外也,求攘外之至急,不得不先安内耳。”这一“攘外必先安内”主张实际上是对明廷既往的“重外轻内”军事战略作了重大改变。此后,朝廷把主要军事力量投入到镇压农民起义上,以致使农民军面临的形势空前严峻。

杨嗣昌字文弱,武陵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早年,他曾任杭州府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户部郎中,天启初年因病回家。崇祯四年.当杨嗣昌在山海关整饬军备时,他父亲杨鹤因未能平息陕西叛乱而被罢免去总督之职。他在父亲失宠之后,曾成功地担任过几个重要的军事职务。到公元1634年。他成为京师西北一个关键地区的最高统帅。管辖着宣府、大同和山西北部。那时候中原饥荒,农民起事不断,杨嗣昌针对流民无以为生计的情况,曾上疏请开金银铜锡矿,以解散起义军。后来,他又多次陈述治理军队的看法,在多方面有所规划,“帝异其才”。

为了达到“安内”的目的,杨嗣昌提出了着名的“十面张网”的军事部署。具体说来,以陕西、河南、湖广、凤阳这四处农民军活动的主要地区为“四正”,责成这四处地方的巡抚“分任剿而专任防”,即以剿为主,防为辅;以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这六个省份为“六隅”,责成这些地方的六个巡抚“时分防而时协剿”,即以堵截农民军进入自己管辖地区为主,必要时也参加协剿。另以陕西三边总督统率西北边兵,同中原地区的五省军务总理直辖的机动兵力为主力,随之所向,“专任剿杀”。很明显,这一军事部署力图限制起义军活动范围,分工协作,攻防兼备,非常严密而有效,充分显示了杨嗣昌的军事才能。这个“四正”“六隅”法围剿计划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只是纸上谈兵,而在付诸实施后,李自成、张献忠等义军接连失败,农民起义一度转入低潮便是最好的证明。

崇祯九年,杨嗣昌被召委以兵部尚书时正值守母丧期间。在守丧期“夺情”赴任,在明朝是一桩很引人争议的事,又加以杨嗣昌之父杨鹤治陕无功,因此一些大臣坚决反对。但崇祯帝认为,国家所面临的军事危机需要杨嗣昌的经验与专长.杨嗣昌于是顺利地掌握了国家的军事大权。当年杨嗣昌中举之后,“积岁林居、博涉文籍”。他遍览先朝遗事,为文雄肆,长于口辩。原来的兵部尚书张凤翼性格柔弱、办事昏庸.兵事无所计划。杨嗣昌“锐意振刷”,采取了许多措施,于是兵部气象为之一新,他也深为皇帝信赖,“所奏请帝无不听。”

其二,议兵议饷。杨嗣昌为了实现其一举荡平起义军的美梦,“因议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其措饷之策有四:曰因粮,曰溢地,曰事例,曰驿递。因粮者,因旧额之粮,量为加派,亩输粮六合,石折银八钱,伤地不与,岁得银百九十二万九千有奇。溢地者,民间土田溢原额者,核实输赋,岁得银四十万六千有奇。事例者,富民输资为监生,一岁而止。驿递者,前此邮驿裁省之银,以二十万充饷。”建议一上,崇祯帝欣然接受,并传谕:“勉从廷意,暂累吾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在明末经济残破、军队屡兴的状况下,实施这一措施,无异于饮鸩止渴,其结果是把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赶到起义军一边,直接导致了崇祯十三年以后农民起义的大发展。

内外交困之际,杨嗣昌采取“安内以攘外”的策略。对待清军,他主张讲和,在边境开设互市,和满洲进行贸易,并企图与清兵订一个军事和约.以此来赢得时间,一劳永逸地解决西北农民起义军。虽然他的这一设想遭到朝臣激烈反对而没有结果。不过。他在任期间很少主动攻击清军却是实情。

此外,杨嗣昌还大力推荐两广总督熊文灿接替王家祯为五省军务总理。他说:“臣思总理一官,与总督专任剿杀,须得饶有胆智、临机应变之才,非见任两广总督熊文灿不可。”

在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战略上,杨嗣昌从战争部署、统帅、兵饷、军纪渚方面都采取了措施。在战略部署上,杨嗣昌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网”之说,这就是以杨嗣昌为督师,以陕西、河南、湖广、风阳为“四正”,责成这四地巡抚”分任剿而协防”以防为主,守备为辅,以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为“六隅”责成这些地方巡抚“时分防而时协剿”,即以堵截农民军进入管区为主,协剿为辅,如此而构成对农民军“十面网”的大包围,最后以三边总督、五省总理直辖的机动兵力作为专剿的主力,“随贼所向、专任剿杀”,歼灭起义军。在军事统帅方面,杨嗣昌认为驻防河南的王家桢是一个庸材,七年防守而无功。他很欣赏曾经讨海盗有功的福建巡抚熊文灿,熊文灿也自夸“足办贼”。于是,杨嗣昌决定由他总理“剿贼”,并在全国增兵12万。随着驻防任务和兵力的增加,杨嗣昌提出通过多种途径增加粮饷,并许诺只征收一年为期限。崇祯认为:“流寇延蔓,生民涂炭,不集兵力无以为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暂累吾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遂答应了杨嗣昌的提请。

经过一番紧张的策划,到崇祯十年十月,杨嗣昌认为兵、饷事宜都已就绪,踌躇满志地夸下了“三月灭贼”的海口。“今则网张十面,刻值千金,断断不容蹉过矣。臣计边兵到齐,整整在十二月,正月、二月为杀贼之期。……下三个月苦死功夫,了十年不结之局。”

与此同时,杨嗣昌又狠抓练兵。严肃军纪。重视将领的选拔。他严令:“巡抚不用命,立解其兵权”,“总兵不用兵,立夺其帅印”,“临阵脱逃者副将以下悉以尚方剑从事”。面对自己的策划与安排,杨嗣昌洋洋得意,在崇祯帝面前夸海口:一年内荡平起义军!然而,事态的发展,并非如杨嗣昌所料!

这个计划在崇祯帝批准了以后,杨嗣昌便命令官军向起义军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八月,张献忠在南阳与左良玉军交锋,遭惨败。后迫于明军的强大压力,于崇祯十一年正月在谷城受抚。罗汝才、马进忠、惠登相、王光恩等亦相继投降。活动于陕甘地区的李自成,在明军强大攻击下,也接连数次败北,兵力微弱,被迫转入深山密林,潜伏于商雒山中。一时,各路义军销声匿迹,起义转入低潮。

昙花一现的胜利

杨嗣昌入主兵部以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在一个短时期内确实极大地强化了明廷镇压起义军的力量。虽然其“计划”未能完全实现,但农民起义的转入低潮无疑标志着杨嗣昌的暂时成功。

面对明军的作战计划,李自成和张献忠的起义军采取了流动作战的方式。起义军队伍庞大,深得人民拥护,南北呼应,所向披靡,不多久,张献忠的队伍首次突入四川。天高路远,熊文灿无心出战,这位十年前因说服海盗头领郑芝龙投降并为朝廷所任用的将军,想用依样画葫芦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许多有利的战争机会都被他错过了。很快,一年的时问过去了,战绩颇微的杨嗣昌上疏引罪,要求自罢职务,荐人自代。皇帝不许,杨嗣昌留任。

如果说杨嗣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方针,在“安内”方面取得了某种暂时的成功,那么在“攘外”方面却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崇祯十一年初,熊文灿不顾部下的强烈反对,与张献忠谈判招抚事宜。同年五月,张献忠“受抚”,被安置在谷城任军事指挥。在此期间,起义军乘此良机加强休整操练。“人不散队,械不去身”,“每日置造战船,已积至百有余号,买马制器,日夜整办,惟恐不及”。同时,张献忠还在经济上积极准备,一方面堂而皇之的向明朝政府请地讨饷,毫不客气;一方面“四出于光之间,迫分秋粮”。这样,张献忠的起义军势力又得到进一步扩充。当然,明军在这一时期,也利用喘息的机会,对在陕西和河南边境的李自成起义军进行了打击,使农民起义军不得不在崇祯十一至十三年间用大部分时间重建濒于溃散的队伍。

崇祯十一年八月,清兵从青口山两路毁墙入关,发动了第四次入关作战。是战是和,明廷内部意见不一。杨嗣昌为贯彻其“安内方可攘外”的战略,力主与清议和,但遭到宣大总督、勤王兵总指挥卢象升的激烈反对。崇祯帝自己对战和亦举棋不定,他一方面调集各处兵马入京勤王,一方面却又倾心于杨嗣昌的议和。皇帝的这种矛盾态度,使朝廷文臣武将们无所适从。杨嗣昌则利用手中权力多方阻挠卢象升的抗清作战部署和计划,并一再减少其手中兵力,使卢象升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他“戒诸将毋轻战。诸将本恇怯,率藉口持重观望,所在列城多破。嗣昌据军中报,请旨授方略,比下军前,则机宜已变,进止乖违,疆事益坏云”。十二月,卢象升阵亡。昌平、宝抵、平谷、清河、良乡、玉田、蓟、霸、景、赵失陷。崇祯十二年正月,清兵转攻山东。杨嗣昌又错估了形势,指挥失误,使清兵连下济南等山东十八城。三月,清兵饱掠之后,经迂安青山口凯旋。

两支强劲的起义军一“降”一败。杨嗣昌平叛的胜利似乎已唾手可得。就在此时,满洲军队大举入关,直蒙北部及山东等地60多座城市陷入清军手中,明朝政府不得不迅速从西北抽调大批人力物力应付。杨嗣昌由此陷入群臣的责难声中。先是卢象升要求与清军战而杨嗣昌认为不可轻易开战,结果“机宜已变”,杨嗣昌被贬官三级,“戴罪视事”。不久,山东济南陷落,给事中李希沆再次上疏陈述杨嗣昌自崇祯九年上任以来的过失,要求皇帝处斩他。众所周知,杨嗣昌的升迁是崇祯帝一手提拔的,对杨嗣昌过多的指责无疑是埋怨皇上用人不察。崇祯大怒,将李希沆贬官,杨嗣昌虽有皇帝荫庇,然不自安,“屡疏引罪,落职冠戴视事”,并推荐四川巡抚傅宗龙接替自己的位置。虽然如此,崇祯帝还是一直信任杨嗣昌。

清兵这次入关,历时八月,转战数千里,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如入无人之境。而明军却陷城失地,处处被动,一败涂地。对此,兵部尚书杨嗣昌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

针对严峻的现实,杨嗣昌再次强调了他的“四正六隅”策略,审慎地布置了全国各处兵力。皇帝又采用了副将杨德政“简政”的措施:各府中裁汰通判之职,设练备,各州裁汰判官,各县裁汰主簿,设练总,军职都受辖于地方正官,专门训练民兵。后来,考虑到增收“粮饷”一年时限已到而“贼”未灭,杨嗣昌建议延期征收。这加重了农民负担,更多农民加入到了起义军行列。

这次对清作战的失利,廷臣们多没意识到是由于最高决策层不愿做积极抵抗所致,而多归咎为兵员的多而不精。因此,练兵之议遂起。“当戒严时,廷臣多请练边兵。”在杨嗣昌的主持下,明廷拟定了抽练各镇精兵的具体方案:

崇祯十年正月,张献忠、罗汝才在谷城再次宣布起义,声势浩大,人数众多。皇帝大惊。将自诩已使张献忠招安的统帅熊文灿处斩。熊文灿是由杨嗣昌引荐的,对他的处斩.无疑是给这位“剿贼”总指挥一记响亮的耳光。杨嗣昌只好硬着头皮,“自请出师”。于是他接受了皇帝赐予的礼部兼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的官衔,就任督师,”各省兵马相督,抚镇以下俱听节制,部参以下俱以赐剑从事”。

1.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兵十七万八千八百余人,三总兵各练万人,总督练三万。以二万驻怀来,一万驻阳和,东西策应。其余的授镇监、巡抚以下分练。

十月,杨嗣昌坐镇襄阳“剿贼”总指挥部。大誓三军,气势汹汹地向张献忠起义军发动了全面进攻。总兵左良玉部与陈洪范部会合,围攻沈丘,攻击起义军贺一龙部。明副将张琮、于明忠率军行90里,抵达贺一龙驻地,大肆杀戮,并追奔40里,斩首3000余人。其后,左良玉又在襄阳攻杀起义军王国宁部,并残酷地杀害了他们留在樊城的妻子儿女。首战告捷,杨嗣昌大喜,授予左良玉“平贼将军”印章,令其总领诸部,专力剿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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