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导读【1495

2019-11-05 08:12栏目: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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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瑜 国家一级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曾三次获赵树理文学奖、三次获徐迟报告文学奖、三次获《中国作家》大奖、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主要着作有:《中国的要害》、《但悲不见九州同》、《太行山断裂》、《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革命百里洲》等三十余部。 “中国读书人应该看一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作家赵瑜推荐说。 赵瑜是中国优秀的报告文学开拓者和耕耘者之一。其30年来对非虚构文学的坚守、其独立的批判品格、其对现实生活的深层关注,一直为人所称道。清晰梳理三百年学术流变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我国近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一代学术巨擘梁启超晚年所着的一部学术着作,结撰于1923年至1925年春,选自他在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学术而编写的讲义。这部学术史论述了晚明至民国初年中国近三百年的学术变迁与学人风貌。按作者的意图,《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要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主要版本有1929年的上海民志书局本,1932年的中华书局版《饮冰室合集》本,1936年的中华书局单行本。目前较好的版本,是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的校注本《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收入了《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赵瑜手头上的这本还是上海民志书店印行的老版本,是他数年前于北京潘家园偶然淘得,从此爱不释手。“尽管纸黄页脆,却实在是一部极厚重之作,其中涉猎晚明以来清代各大学派诸多门类研究成果,悉心探索中国社会兴衰的规律,见解深邃,蔚为大观。这是本难得的好书。”赵瑜说。 几年前,赵瑜去广东新会瞩仰梁启超故居时,曾在附近一个叫“茶坑”的小村庄的村口看到一株根盘丈余的老树,树干要三人展臂才能抱住。“这部书,与那株老树极为相似。梁公对中国三百年来学术流变梳理得脉络之清晰,对于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关系的剖析,抽丝剥茧,层层深入,丝丝入扣,史料求证之严谨,可见其治学之严肃,功力之深厚。” 这本着作影响了那一代伟人 赵瑜进而分析道:“比如说,梁先生在阐述清代学术之前,首先梳理两千年间主流学派,认为‘儒家开宗的孔子,只是想从日用行为极平实处,陶养成理想的人格’,孔门学说并非一种于社会改造积极主动的学术思想。梁先生讲,六朝隋唐,物质文化发达灿烂,‘建筑、文学、美术、音乐等等,都呈现了历史以来最活泼的状况。后来,这种文明烂熟的结果,养成社会种种惰气’,此后,‘跟着晚唐藩镇和五代一百多年的纷乱,人心越发厌倦’。” 的确,《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称得上是一部不朽的巨着。“它的价值在于,阐明了中国知识界和中国学子三百年来探索中国道路的一个现实,这对如何治国非常有意义。关键是,梁启超的这个学说是从东方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本书强调实事求是的精神,批评了重文轻武、重文轻科等现象,这在晚清危机时推出,很有意义。可以说,这本着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孙中山、毛泽东等一代伟人,甚至影响了蒋介石。” 赵瑜尤为强调的是,这本书对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现在的中国已迈入经济相对强盛的强国行列。在这种情况下,重温这本书意义非凡。因为我们发展了几十年,慢慢发现,西方的理论对我们的道德建设、思想建设等意识形态建设并没有太大的好处。现在究竟拿什么来治国,如何建立我们的道德体系和思想建设,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赵瑜认为,我们应该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有价值的东西。“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建议中国的读书人都读一读《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然而,部分或因其后来偏重“哲学”的倾向,侯书各版在近世学术史领域的影响不甚显着(以下所说的“学术史”,基本在前述与“思想史”互通的意义之上)。最明显的例子是同样以马克思主义取向治清代学术史的陈祖武先生到20世纪末尚不甚注意侯先生的着作,他在1995年总结近人治清代学术史的成绩说:

42 本段与下段,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周予同经学史论着选集》,836-837、900页。

66 不过,如余英时师注意到的,戴晚年也说“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与其早年专强调考证不同,两者实相辅相成。参见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三联书店,2004年,74页。

研精故训而不支,博考事实而不乱,文理密察,发前修所未见,每下一义,泰山不移,若德清俞先生、定海黄以周、瑞安孙诒让,此其上也;守一家之学,为之疏通证明,文句隐没,钩深而致之显,上比伯渊,下规凤喈,若善化皮锡瑞,此其次也;己无心得,亦无以发前人隐义,而通知法式,能辨真妄,比辑章句,秩如有条,不滥以俗儒狂夫之说,若长沙王先谦,此其次也;高论西汉而谬于实证,侈谈大义而杂以夸言,务为华妙,以悦文人,相其文质,不出辞人说经之域,若丹徒庄忠棫、湘潭王闿运,又其次也。归命素王,以其言为无不包络,未来之事,如占蓍龟,瀛海之大,如观掌上;其说经也,略法今文,而不通其条贯,一字之近于译文者,以为重宝,使经典为图书符命,若井研廖平,又其次也。62

方东树之《汉学商兑》,却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其书成于嘉庆间,正值正统派炙手可热之时,奋然与抗,亦一种革命事业也。其书为宋学辩护处,固多迂旧,其针砭汉学家处,却多切中其病,就中指斥言“汉易”者之矫诬,及言典章制度之莫衷一是,尤为知言。后此治汉学者颇欲调和汉宋,如阮元着《性命古训》。陈澧着《汉儒通义》,谓汉儒亦言理学,其《东塾读书记》中有《朱子》一卷,谓朱子亦言考证,盖颇受此书之反响云。45

32 叶德辉:《郋园书札·与戴宣翘书》,长沙中国古书刊印社1935年《郋园全书》汇印本,20页。

15 参见黄宣民为其校订的侯外庐着《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一书撰写的《后记》,416-417页。

23 胡适的原话是“‘正统’的崩坏,‘异军’的复活”。参见胡适致钱玄同,1932年5月10日,引在耿云志:《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198页。

50 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第2册,166页。

在人物的去取轻重方面,偏汉学者和偏道咸“新学”者之间常有一些较大的差异,章学诚就是一个显例。章太炎、刘师培对章学诚都是一笔带过,评价也不甚高。虽然太炎私下也说他自己“之于实斋,亦犹康成之于仲师,同宗大儒,明理典籍,宗仰子骏,如晦见明,私心倾向久矣”;但若以章学诚与戴震比,则两人相去甚远,即使在章学诚擅长的史学方面,他也认为“实斋实未作史,徒为郡邑志乘,固无待高引古义;试作通史,然后知戴氏之学,弥仑万有”。56

13 原名《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重庆三友书店1944-1945年初版;我所用的是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修订版,上下册。

5 蒋维乔:《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我所用的是台北商务印书馆1964年重印本);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有意思的对比是,当年讨论政治军事外交的则常用“近三十年”、“近百年”这样的时代分段,如上海太平洋书店在1930年便出版了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文公直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和刘彦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当然,这只是就倾向而言,如稍后郭湛波便有《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大北书局,1935年。

59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22-24、304页。

24 现在也有学者认为经学中本无此区分,都是后人所造出。从纯“科学”分析的角度看,固然也可以就此探讨,但那样必先严格界定何为“经学”,然后据此定义以倒衡古人。若从史学眼光看,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有相当数量的学人有此看法,就是历史事实,不宜无视昔人实际认知的存在。

无论如何,在乾嘉汉学一线的观念没有被充分结合进学术史研究之前,我们对清代或近三百年“学术”的认知多少都有些偏颇。正因显带倾向性的梁、钱二着长期成为清代学术史的权威参考书,对这一时段学术的一些基本的看法不仅可能有偏向,且有些偏颇的看法已渐成流行的观念,甚至接近众皆认可的程度了。今日要对近三百年学术进行相对均衡的系统整理,当然不必回到清人“汉宋、今古”一类的藩篱之中,但把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关于清学的论述汇聚而表出,使之与梁、钱二着并列而为清代学术史领域的主要参考书,则是非常必要的,也有利于后人在此基础上写出更具包容性的清代学术史论着。

2 这是那一代人常思考的问题,如梁启超便曾说,“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38页)。但他随后就更强调“一国之进步,必以学术思想为之母,而风俗政治皆其子孙”(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59页)。类似的思虑曾经缠绕着许多近代读书人,从“新民”到“新文化”再到“新生活”等的持续努力与此密切相关,此不赘。

严复以为,读史“当留心细察古今社会异同之点”,而赵宋一朝是古今变革之中枢。故若“研究人心风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35 陈寅恪后来也说:“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熏习之故,咸有显着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论断;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36 这一到民国仍余波荡漾的“新宋学”,正可为“道咸以降之学新”作注。

新文化运动期间,老革命党张继曾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中国政体虽变,“戏剧文学仍照满清帝政时代的样子”,可知其“思想仍是历史传来的家庭个人主义”;而“风俗如婚宴丧祭,与非洲的土人相去不远”,可以说“思想风俗一切全没有改”。1 他所关心的,是思想风俗与政治的关联。2 所谓中国“思想风俗一切全没有改”,颇能代表很多老民党对民国代清这一政治鼎革的整体失望,或有些“故意说”的成分。然而张氏关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却有所见。

按照梁启超对“近三百年”的定义,上包括晚明而下进入民国,即将民初十多年也包括在内。而章、刘所论,均少及民国学术。本书附录另收入樊少泉的《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一文,多少弥补了这一缺憾。68 樊氏一文发表于1922年,他是当时少数能兼顾新旧治学取向之成就者。其所论虽名为“旧学”,实际不仅述及王先谦等当时整理旧籍的新成绩和柯劭忞的《新元史》,更主要表彰了罗振玉和王国维在那时学术开新的面相。69 该文叙述的很多内容明显在“20世纪新史学”范围之内,而今人讲20世纪“新史学”却常忽略这些内容,更增加了本文在学术史上的参考价值。

28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四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上册,89页。

关于方着击中汉学病症一点,两次所述略同;后一次说其是“一种革命事业”的评价大致也是受当时世风影响,可不必论。重要的是对方着学术影响的不同看法,一曰其学非惠、戴敌,故以失败告终;一曰其余波不绝,后之大儒阮元、陈澧皆颇受此书影响;且后者只见褒扬,全不提失败,与此前所论自不可同日而语。可知梁氏固受章、刘的影响,然日渐疏远,其倾向性亦自有别。46

62《说林》已收入本书。

从其三次论述看,最后一语看上去似乎不过由“清代”返回早年的“中国”,但前次表述时还在清季,对一般人而言“中国”与“清朝”基本就是同义词;此时则已在民国,其特意表明“不叫做清代学术”,并用西历之世纪来标举“中国学术史”的时段,在力图表述得更“科学”的同时,多少也有些“去清朝化”的涵义在;与近年西方汉学界特别强调“清朝”的“非中国”特色,看上去适成对照,背后的思虑或也有相通之处。

26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528页。

45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69页。

48 这也只是就一个主要倾向而言,如周予同就更侧重晚清今文学的兴起,以为“初期清学是反明代之学而复于汉唐之学,中期是反唐宋之学而复于汉学,后期是反东汉经学而复于西汉经学”。参见其《中国经学史讲义》,《周予同经学史论着选集》,903页。

另一方面,也不能过分强调章、刘等与道咸“新学”一系的歧异之处,这两种看似不同甚或对立的取向在不少方面也有相通甚至共同之处。例如倒放电影的倾向,便是章、刘、梁、钱所共同的。他们多少都受到清季革命党观念的影响,对清初的理学名臣或视而不见、几乎不提,或极力贬斥。当然,这方面各人受影响的程度不同,相对而言,较年轻也明显尊崇宋学的钱穆对清初理学名臣的包容要超过上面三人。同时,道咸以降的学问大家,即使是宗“汉学”者,也都特别讲究“义理”。章太炎自己就说,“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不能不讲求小学;但更“以真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他也曾批评清儒治诸子“惟有训诂,未有明其义理”之不足。65 强调义理的重要在语言文字之上,并因此而高看诸子,这恐怕是以文字训诂见道的乾嘉汉学家很少想到的问题。66

56 章太炎:《致吴君遂书》,《章太炎政论选集》,汤志钧编,中华书局,1977年,172-173页。

70 傅斯年:《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新潮》,1卷4号,699-705页;顾颉刚:《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中国哲学》,第11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302-322页。

3 胡适就是其中的一个,他那时讲话写文章很爱使用的时代分段就是三百年,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中华书局,2006年,160-161页。

58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69-70、18页。

在梁启超和钱穆的书中,章学诚的地位就高太多了。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有一段专论章学诚,视其为清学全盛期与蜕分期之间一“重要人物”。这一段文字的分量虽不多,在另一处又说其“着《文史通义》,学识在刘知几、郑樵上”,58 已是相当高的评价了。梁氏《近三百年学术史》因实际未曾以章节论及清中叶人物,所以不知其将如何专论章学诚。但他把章学诚和全祖望并列为“浙东一派领袖人物”,又说“乾嘉诸老中有三两位——如戴东原、焦里堂、章实斋等,都有他们自己的哲学,超乎考证学以上”,并表示这些内容“待下文再讲”,可知其原拟较详细地讨论章学诚的“哲学”。至于史学,梁氏更明言章学诚是“清代唯一之史学大师”,其地位已至高无上了。59 而钱穆尊章更甚,在其全书以人物领衔的十三章正文中,章学诚就占了一章,与戴震同等。60

按郑众和郑玄虽有先郑、后郑之称,而后郑之学固过于先郑;太炎以郑玄自居,而以郑众拟实斋,在自负之余,已知其对章学诚的看法实不能有多高。在更正式的着述中,他在《訄书·清儒》中说“章学诚为《文史》、《校雠》诸通义,以复歆、固之学,其卓约过《史通》”;到《检论·清儒》中则改为“章学诚为《文史》、《校雠》诸通义,以复歆、固之学,其卓约近《史通》”。从“卓约过《史通》”到“近《史通》”,可见其评价是后而益低。57 而刘师培在《近儒学术统系论》中也不过说章学诚“亦熟于文献,既乃杂治史例,上追刘子玄、郑樵之传,区别古籍,因流溯源,以穷其派别”。在《清儒得失论》中更仅将章学诚列入戴震交游范围之内,以“章氏达于史例”一句带过。

36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277页。

61 许多反对科举的人都以为昔年考试并不以真学问为重,故影响了学术的发展;其实在“名教”尚起作用的时代,科举与学术的关系非常微妙,学术本身自有其有形无形的“权势”在,与科举并存而互动。章太炎在1910年说,“科举文辞至腐朽,得科举者,犹自知不为成学。入官以后,尚往往理群籍、质通人。故书数之艺、六籍之故、史志之守、性命之学,不因以蠹败;或乃乘时间出,有愈于前”(章太炎:《程师》,《章太炎全集》,第4卷,139-140页)。此见甚高,学问一道的“话语权势”主要不在科举,然两者也有互补的一面。故科举的社会功能主要确为官吏养成所和绅士制造所,而学之高下则自有“学界”圈内的定评,虽受学术以外的“势”所影响,终不能全为其左右。此问题这里不能展开,当另文探讨。

57 章太炎晚年在《救学弊论》中更说章学诚“标举《文史》、《校雠》诸义,陵厉无前,然于《汉·艺文志》儒家所列平原老七篇者误仞为赵公子胜,于是发抒狂语,谓游食者依附为之,乃不悟班氏自注明云朱建;疏略至是,亦何以为校雠之学邪”?此三文俱见本书。

中国传统本不强调学术分科,今日所谓“思想”与“学术”之分,在清人以及清代以前绝大多数历代学人心中,或根本不存在。故梁启超和钱穆的两本同名着作,一般被视为既存关于清代“学术史”最权威作品,但同时也是清代“思想史”的必读书;若依今日的后见之明看,或许还更多是思想史着作。如李学勤先生以为梁启超书基本是学术史,而钱穆书“便实际上是思想史,而且主要是哲学史”。11 有意思的是,陆宝千先生晚近所着的《清代思想史》共八章,其以“思想”名者仅二,以“学”名者凡六;12 故其全书虽以“思想史”名,却明显继承了梁、钱二氏的“学术史”取向,颇值玩味。可知20世纪思想史与学术史着作的“沟通”渊源甚早,影响也相当深远。

从最粗浅的层面言,当不少人开始整体反思一个时段的往昔之时,这“一个时代”大约也就真正成为“历史”了。与张继的观察不同,在“思想”和与其关联密切的“学术”方面,民初中国实际处在一个典范转移的时期。最明显的一个表征,便是许多时人动辄曰“近三百年”、“三百年来”的称谓来表述刚刚过去的昨天。3 不论表述者自觉不自觉,时人有意无意间已感到思想学术等“世风”到了该做总结的时候了。

1495.com,18 关于民初以来对清代学术的研究,可参见黄克武:《清代考证学的渊源──民初以来研究成果之评介》,《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11期,140-154页。

1 张继致《新潮》杂志,1919年4月29日,《新潮》,2卷2号,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366页。

8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页。

张之洞观察到的“经学讲公羊”是道咸“新学”的一个主要特点,经古文学与经今文学的区分和不同点甚多,24 但最基本的或许是以何种方式“见道”这一儒家关怀的根本问题:一主张读书先识字,字义明而经义明;一主张体会经之微言大义。冯友兰曾提出,清代之今文经学家所讲的义理之学“大与道学家不同”,盖“其所讨论之问题,与道学家所讨论者”有别。25 但寻求微言大义的今文家与偏重“义理”的宋学及诸子学仍有共性,钱穆就注意到,今文家宋翔凤晚年“深推两宋道学,以程朱与董仲舒并尊”。26 从社会史视角看三者在晚清并起,非常值得玩味。27

梁启超三次论述的另一变化,即其最初所论是“学术思想”,后两次则仅言“学术”,而不及“思想”。其实他三次所论述的,如其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除具体人、事的去取有差异外,根本观念无大异同;9 三者的研究对象基本是一回事,可见明显的继承关系。则晚年梁氏仅言“学术”而不及“思想”,固可能有更加“精密准确”的自觉意识在,但若说其心目中“思想”与“学术”的关系密切到几乎可以混为一谈或融于一炉的程度,大概也差不多。10

38 有意思的是,今人不能领会钱穆的分寸感,部分可能还是受梁启超的影响。梁启超在1904年说,“《明儒学案》六十二卷,为一代儒林薮,尚矣;非徒讲学之圭臬,抑亦史界一新纪元也。学之有史,自梨洲始”(《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82页)。后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又说,清代“史学之祖当推宗羲,所着《明儒学案》,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其实《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更多是理学书而非史学书,在论述理学特别是其学脉时自不能不述及家派,然其本身未必是今人所认知的“学术史”。惟梁氏影响力甚广,后人追而随之,自不容易看出钱穆的分寸感了。

除人物处置外,四人论清学史还有一隐而不显的差别,即经史之分,在叙述晚清一段时尤其明显。四人中最年轻的钱穆已经不在科举时代成长,所以连带着对经学的疏离也较远。61 与其他三人所论大体不离经学统系不同,钱先生在解释晚清学术演变时,特重曾国藩,专列一章进行论述。从今人眼光看,明显可见偏重思想史甚于学术史的意味。曾氏在同时代人中的全方位影响确难有匹敌,其学术修为,在其自己界定的义理、辞章、考据、经济四项中可说已占其三,独第三项“考据”无大贡献,故凡以经学为基础论清学者便很少语及这位从史学角度看不能不述的人物。

而清代学术史中汉宋关系至关紧要,以一般所论看,清学以“经学即理学”开端,以“汉宋调和”收尾,则汉学与宋学那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可以说贯穿始终;尤其晚清“汉宋调和”取向是出现在汉学成正统以后,其中相当一些人明显倾向于宋学,不过以“调和”的面貌出现,故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说清学是以反宋学始而以复宋学终。48

16 陈祖武:《清代学术拾零》,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340页。

49 民初宋学重新得到提倡,然时人所说的宋学,又未必侧重理学,颇值得玩味。不过,说清儒的考据式汉学实出于宋学者,多未重视传经与传道的区别。盖传经者不敢疑经,甚至不敢疑汉儒的“传”,其重在经之“传承”;传道者以道为贵,无所谓经、无所谓传;只要自己悟道,不仅连经也敢疑,天下事无不可疑。因此,说宋儒已开考据之先河是不错的,说清儒在这方面继承宋儒也不错;但若说清儒之汉学即朱子一脉的宋学,则在基本精神上忽视了基本不疑经的清儒与敢于疑经的朱熹等宋人的区别。

69 这篇文章论及王国维的新成绩甚多,以至于十多年后金毓黻还在猜这篇文章可能是王国维自己所作。参见金毓黻:《静晤室日记》,1938年10月24日,辽沈书社,1993年,第6册,4240页。

65 章太炎:《致国粹学报书》,《章太炎政论选集》,497页。按太炎对诸子学的态度是有转变的,他在《致国粹学报书》中尚认为“甄明理学,此可为道德之训言,不足为真理之归趣……惟诸子能起近人之废”。然他当时也已指出,若“提倡者欲令分析至精,而苟弄笔札者或变为猖狂无验之词”。而张之洞早就说过,“道光以来,学人喜以纬书、佛书讲经学;光绪以来,学人尤喜治周秦诸子;其流弊恐有非好学诸君子所及料者”(张之洞:《劝学篇·宗经》,《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556页)。章氏晚年在苏州办国学讲习会时,即注意到过分强调讲究义理的诸子学的确造成了避实就虚的负面影响,以为“诸子之学,在今日易滋流弊”,只能少讲,故其课程设置“以经为最多”。参见章太炎复李续川书,引在厉鼎煃:《章太炎先生访问记》,《国风》,132页。同样的态度转变也反映在他对自己1906年所着的《诸子学略说》之上,该文确实有些“创新之说”,连胡适在1914年读到也觉其中“多谬妄臆说,不似经师之语”(《胡适日记全编》,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914年9月13日,第1册,484页)。后来太炎手定《章氏丛书》,已不收此文。1922年柳诒徵批评此文“诋孔”,太炎公开表示感谢,懊悔“前声已放,驷不及舌;后虽刊落,反为浅人所取”。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下册,634页。

64 若论及道咸“新学”那“务为前人所不为”的特点,侯外庐与梁启超一样明显。梁氏最能与时俱进,常以倒放电影的方式反观往昔,如其特别重视清儒在算学等方面的科学进展,关注早期注音字母的产生等,似均过分强调了这些因素在当时学术中的地位和影响。他也爱以西学比傅中学,使用诸如文艺复兴一类说法来表述清代学术。这方面侯外庐颇类似,他所引进的“启蒙”观念是他论述近三百年学术思想的主轴。

34 类似思路入民国后仍持续,一度兴盛的“古史辨”派便上接今文家脉,而章氏弟子孙思昉代其师指出:“康南海《新学伪经考》出,则群经之可读者鲜矣;崔适之《史记探源》出,则史之可读者鲜矣。近之以尧舜神禹为虚造者,实自康、崔诸为今文学者启之。”参见徐一士:《一士类稿·太炎弟子论述师说》,见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105页。

10 梁启超早年在与人讨论时,似乎以为若写“哲学史”便当选择性地论述那些“完全”而“有条理”的思想,若讨论“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则必须述及所有“在其时代占势力”而“可以代表一时代一地方之思想者”,而不必计其优劣。则其论“思想”或更重其社会影响。参见梁启超:《〈周末学术余议〉识语》,《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夏晓虹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4-105页。

周先生也一再指出梁启超论清代学术很受章太炎的影响。他一则说梁启超“论述近三百年学术史,实在是从章太炎《清儒》那里来的”;再则说“梁氏两书取于章氏、刘氏的着作”。这里的刘氏即刘师培,周先生第一次举参考文献不及刘文,第二次则包括了刘师培的《清儒得失论》和《近代汉学变迁论》,所以梁启超所“继承”的也由章而延伸到刘。有意思的是,周先生也两次列举了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但第一次列举把钱着置入“附”一类,说“这部书还是可以参考的”,显然略带保留。因此,在“近三百年学术史”领域里真正强调章、刘之说的是周予同,但因其是在通论中提及,并非专论清代学术,所以其主张在这一领域影响不甚广。43

21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王国维遗书·观堂集林》卷2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26-27页。

19 丘为君:《清代思想史”研究典范”的形成、特质与义涵》,《清华学报》,451-494页。

29 章太炎:《与人论〈朴学报〉书》,《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54页。

在一定程度上,钱穆也呈现出逐渐疏离于汉学立场的趋向。其早年所撰《国学概论》有“清代考证学”一章,广引章太炎《检论》和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以及胡适当时的新近言论。该书虽说明考证学主要是指乾嘉以后,清初之学不能以考证括之,然仍承认“清初诸儒,正值理学烂败之余,而茁其新生”。其所容纳人物,也与章、梁所论相近,而与后来之《近三百年学术史》颇不同(如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重要朴学人物后俱不存,而新增不少非汉学人物,特别凸显曾国藩的地位等)。47 可知钱先生也是在治学过程中逐渐偏向宋学一边的。

27 这个问题所涉甚宽,只能另文展开讨论。一些初步的探讨,可参阅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302-375页。

该文收入陈先生1999年出版的着作中,那时陈先生进入清代学术史领域已二十年,所论尚不及侯着。差不多十年后,他有了新的认识,以为“侯外庐先生继诸位大师而起,博采众长,融为我有,复以其深厚的史学素养和理论功底,掩众贤而上,将研究向前推进”。17 这里的“掩众贤而上”基本是前面“掩前哲而上”的再表述,大致把此前对梁启超、钱穆的评价转赠于侯外庐。这一对清代学术史研究的见解转变或较多体现了一位作者的读书历程,惟其专业恰是清代学术史,似仍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侯着在特定领域里的影响范围。

47 钱穆:《国学概论》,台北商务印书馆,1963年重印,下篇61-135页,引文在73页。

但冯友兰关于清代汉学与宋学关系的言说也有所本。刘师培已说,清代“治汉学者未必尽用汉儒之说,即用汉儒之说亦未必用以治汉儒所治之书。是则所谓汉学者,不过用汉儒之训故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之要例以治群书耳”。55 换言之,一时代学术的特征当从其所思考所讨论的问题、所依据和处理的典籍、以及所运用的治学方法等方面求之。此意冯氏得之,他特别重视清代汉学家所讨论的问题“仍是宋明道学家所提出之问题;其所据之经典,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仍是宋明道学家所提出之四书”。而清代汉学家对“宋明道学家之问题,能予以较不同的解答;对于宋明道学家所依经典,能予以较不同的解释”。若后一点成立,则说清代“哲学”当从汉学中求,而不必从宋学中求,也有所见。这大概也是前引冯氏区分今文家与道学家的一个思想基础。

这方面梁启超仍然是开风气者,他在1923-1924年间开出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课程,随即出版了同名的讲义。4 此后蒋维乔、钱穆、龙榆生等人的思想史、学术史以及词选,也都沿其例冠以“近三百年”。5 词选不必论,在学术史思想史方面,后来影响最大而多次再版者,则为梁、钱二氏的同名着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44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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