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之争与文化史观

2019-11-05 08:12栏目: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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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梁启超在胡适面前常常喜欢有一点争强好胜的表现,他几次与胡适过招,往往是他挑战叫板在先,胡适应战在后,有时甚至就不应战,低调处理。发生在1923年的“国学书目”之争就是这样。最初大约是清华学校的胡敦元等几个同学将赴美留学,请胡适拟一个“想在短时期中得着国故学的常识”的书目。(《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序言,见《读书与治学》)其后,这个书目发表在2月25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20卷第4号上,并被3月4日出版的《读书杂志》第7期所转载。《清华周刊》的记者从《读书杂志》上看到了这个书目,并于3月11日给胡适先生写了一封信,针对这个书目提出了两点意见:“第一,我们以为先生这次所说的国学范围太窄了……第二,我们一方面嫌先生所拟的书目范围不广,一方面又以为先生所谈的方面—思想史和文学史—谈得太深了,不合于‘最低限度’四字。”胡适有一封答书,回复《清华周刊》的记者,他在书中对书目的问题作了一些解释和说明,并在原书目上以加圈的方式,又拟了一个“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 大约这个时候,《清华周刊》的记者也将这个题目给了梁启超。当时他正在翠微山中休养,手中并无一书,而记者催得又很急,“乃竭三日之力,专凭忆想所及草斯篇”,于4月26日完成后寄出。或许《清华周刊》的记者曾将胡适所拟书目推荐给了梁启超,他在做了《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之后,又做了《治国学杂话》、《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两篇文章,先刊载于《清华周刊》,后来还出了单行本。梁启超将国学入门书分为五类,即: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韵文书类;小学书及文法书类;随时涉览书类。这五个类别大致涵盖了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比胡适的工具之部、思想史之部、文学史之部三分法要高明得多。而且,梁启超的“书目”在注释、提要方面较为翔实,对所荐图书的特点、内容也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和切实的评价,尤其是用自己读书的切身体会启发青年学子,使人感到很亲切,也很实用。 胡适是“整理国故”的倡导者,也是身体力行的领袖人物。梁启超更不肯落后,他做了《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却意犹未尽,还要做《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一文,其中不是没有要和胡适一争高低的想法,却也是在帮助胡适回答清华记者的问题。所以他批评胡适的书目是“文不对题”,他列举出三条理由:第一,不从学生的需要出发,只从个人的兴趣出发;第二,“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第三,忘记了学生在“没有最普通的国学常识时,有许多书是不能读的”。有这样一些缺点的书目,自然是不能满足学生要求的,“我们希望先生替我们另外拟一个书目,一个实在最低的国学书目。那个书目中的书,无论学机械工程的,学应用化学的,学哲学文学的,学政治经济的,都应该念,都应该知道。我们希望读过那书目中所列的书籍以后,对于中国文化,能粗知大略。”对于清华学生的这种要求,胡适有些敷衍,于是,梁启超出来替胡适做他没有做完的事。这当然也和梁启超一贯的看法有关。他从来不认为读书只是为了求知识,如果只是为了求知识才读书,“你的人格,先已不可问了”。他曾经说过: 问诸君“为什么进学校”?我想人人都会众口一词的答道,“为的是求学问。”再问,“你为什么要求学问?”“你想学些什么?”恐怕各人的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来了。诸君啊,我请替你们总答一句吧,“为的是学做人。”你在学校里头学的什么数学几何物理化学生理心理历史地理国文英文,乃至什么哲学文学科学政治法律经济教育农业工业商业等等,不过是做人所需要的一种手段,不能说专靠这些便达到做人的目的。任凭你把这些件件学得精通,你能够成个人不能成个人还是个问题。 他在《治国学杂话》中依然发挥这种思想,即从做人的角度指导年轻人读书,他说:一个人总要养成读书趣味,打算做专门学者,固然要如此;打算做事业家,也要如此。因为我们在工厂里,在公司里,在议院里……做完一天的工作出来之后,随时立刻可以得着愉快的伴侣,莫过于书籍,莫便于书籍。 他希望读书能成为一个人修身养性,为人生确立安身立命之道的途径,他说:好文学是涵养情趣的工具,做一个民族的分子,总须对于本民族的好文学十分领略,能熟读成诵,才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头,得着根柢,不知不觉会“发酵”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上形成共同意识,我既做这社会的分子,总要彻底了解他,才不至和共同意识生隔阂。 梁启超的意思很明显,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寄希望于青年,但青年人要想担当起再造中国文明,复兴中国文化的重任,就不能只读西洋书,鄙弃中国书,特别是中国的古书。针对当时社会上激烈反传统,反对读古书的风气,他说:“读书自然不限于读中国书,但中国人对于中国书,最少也该和外国书作平等待遇,你这样待遇他,他给回你的愉快报酬,最少也和读外国书所得的有同等分量。”话说到这个份上,是很有些辛酸的,很难想象,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在本民族的心里,已经沦落到这样的地位。这是中华民族最大、最深刻,也是最沉痛的悲剧。梁启超也曾主张学习西方,也曾做过多年的“搬运工”,把西方的学术、思想介绍到中国来。但自从游历欧洲之后,梁启超的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在他看来,西方文明自有其进步的一面,但拯救人心,却离不开中国文化,他告诫那些将要出国留学的学生:诸君回国之后,对于中国文化有无贡献,便是诸君功罪的标准。任你学成一位天字第一号形神毕肖的美国学者,只怕于中国文化没有多少影响。若这样便有影响,我们把美国蓝眼睛的大博士抬一百几十位来便够了,又何必诸君呢?诸君须要牢牢记着你不是美国学生,是中国留学生,如何才配叫做中国留学生,请你自己打主意罢。 对于梁启超的批评,胡适并没有作出回应。实际上,在中国留学生必须读中国书这一点上,他和梁启超的意见是一致的。他在给《清华周刊》记者的复信中就曾指出:“正因为当代教育家不非难留学生的国学程度,所以留学生也太自菲薄,不肯多读点国学书,所以他们在国外既不能代表中国,回国后也没有多大影响。”很显然,除了在读什么书、为什么读书和怎样读书等具体问题上二人有一些分歧外,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他们并没有分歧,所坚持的都是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但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遭到了来自鲁迅 、陈独秀、钱玄同、吴稚晖等激进主义者的猛烈抨击,吴稚晖就把梁启超与胡适视为同党,他以轻蔑嘲讽的口气说:最近梁先生上了胡适之的恶当,公然把他长兴学舍以前夹在书包里的一篇书目答问摘出,从西山送到清华园,又灾梨祸枣,费了许多报纸杂志的纸张传录了,真可发一笑……他受了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影响,忽发整理国故的兴会,先做什么《清代学术概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法》,都还要得。后来许多学术演讲,大半是妖言惑众,什么《先秦政治思想》等,正与《西学古微》等一鼻孔出气。所以他要造文化学院,隐隐说他若死了,国故便没有人整理。我一见便愿他早点死了。照他那样的整理起来,不知要葬送多少青年哩。

在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整理国故运动中,围绕着胡适和梁启超给清华学生开列的“最 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出现了争论。胡适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反映了他具体实践 整理国故主张的一个方面,即把国学研究史学化,用文化史的眼光统整国学研究的范围 。梁启超则从“狭义的”文化史观念出发,对胡适提出了质询与批评。他们都对转型中 的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一 整理国故与“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1919年5月,《新潮》杂志第1卷第5号刊出了毛子水的文章《国故和科学的精神》,针 对《国故》月刊大力提倡“国故”、提倡“古文”的号召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国故 是“杂乱无章的零碎知识”、在世界学术上“占不了什么重要的位置”、“没有重大的 贡献”。随后,张煊在《国故》月刊上发表了《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一文 ,针对毛子水的文章提出批评。毛子水在《新潮》第2卷第1号上又发表《<驳<新潮><国 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一文,对张煊文章的观点逐一作了反驳。双方争议的问题围 绕着对科学及科学精神的含义的理解、对国故的概念和地位的认识、对国故进行整理的 方法和意义等方面。

胡适对这场争论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对待国故的问题,应当抛开有用无用的 “狭义的功利观念”,而去追求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 涉及“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的研究”。(注:胡适:《论国故学——答毛子水》, 《胡适文集》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8页。)不久,《新青年》第7卷第 1号上发表了胡适撰写的《新思潮的意义》,他将新思潮定义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 ,整理国故,再造文明”,首次从新文化运动的角度,提出了整理国故的主张,不失时 机地将整理国故纳入了新思潮的范围中。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民主与科学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守旧派阵营的影响不 断衰减,整理国故运动呈日益高涨之势。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怎样整理国故、如何理解 整理国故的目的和意义、整理国故在整个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等必须予以 回答的问题,就显得尤其突出。为此,胡适在《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对上述 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他指出:“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过去的文化史; 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 化史。国学的系统的研究,要以此为归宿。一切国学的研究,无论时代古今,无论问题 大小,都要朝着这一个大方向走。只有这个目的可以整统一切材料;只有这个任务可以 容纳一切努力;只有这种眼光可以破除一切门户畛域”(注: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 言》,《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这里虽然讲的是整理国故的目的,但是他却提出了“中国文化 史”的概念,他所说的“文化史”包括有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 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制度史等十个方面,是一种广义的文 化史的范畴,实际上包含了对传统学术分类的摒弃,代之以要求用一种全新的观念即“ 文化史”来统整“国学”的诸多内容,换言之,“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 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历史学的范畴与内容作了新的界定,希求以各种现代意义的 专史研究充实于历史学的各个研究领域,建构以“文化史”为特征的新的历史学。今天 看来,胡适的想法不无道理,而且经过自那以后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史学至今也的确形 成了在诸多专史研究基础上的历史学的研究格局。然而,在胡适的以“文化史”为主的 历史学范畴里,传统的史学研究体系是否就应完全被取代?经过长期发展有着丰厚积淀 的传统史学怎样转型为现代史学?在当时,胡适理想中的“文化史”在多大程度上能够 得以实施?这些问题都不是短时期内就可以弄清楚的,也不是整理国故本身就可以解决 的。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国学必读书目之争,正是这些问题的真实反映。

就在胡适撰写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发表后不久,1923年2月,清华学校《清华周刊 》的记者写信给负有盛名的胡适和梁启超二人,请他们分别为将要去国外留学的清华学 校的学生开列一份“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胡适很快开列出来,并将这份“书目”公 开发表于《东方杂志》第20卷第4号上,后又在《读书杂志》上转载。大约在两个月后 ,梁启超也开出了他所认定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不仅如此,梁启超还对胡适的 “书目”进行了批评。既然是“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当与正将展开的整理国故运动 有着密切联系,而胡适与梁启超这两位学术界的重要人物,在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 上竟有如此差异,却也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事情本身,使整理国故运动的影响进一步 扩大,而事情的背后,则涉及到了对国学和整理国故的诸多不同理解,更与对历史学学 科范围等问题的不同认识关系密切。

二“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引起的争议

胡适开列的书目分“工具之部”、“思想史之部”和“文学史之部”三大类,总共有1 87种书。胡适在书目的前面先写了一个“序言”,他首先声明:“这个书目是我答应清 华学校胡君敦元等四个人拟的。他们都是将要往外国留学的少年,很想在短时期中得着 国故学的常识。所以我拟这个书目的时候,并不为国学有根柢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 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注: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序 言》,《胡适文存》二集卷1,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第165页。)他说明了自己为 什么拟定这样一个书目:“就是用历史的线索做我们的天然系统,用这个天然继续演进 的顺序做我们治国学的历程。这个书目便是依着这个观念做的。这个书目的顺序便是下 手的法门。”(注: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序言》,《胡适文存》二集卷1 ,第165-166页。)

胡适之所以拟出这样一份书目,显然是有着自己的想法的,即摒弃先通音韵训诂的老 套路,因为“国学在今日还没有门径可说”,他尝试“用历史的线索做我们的天然系统 ”,用这个系统的演进顺序作为治国学的门径。这与他倡导的治国学应具有“历史的眼 光”、“系统的整理”以及“索引式的整理”等方法一脉相承。说明正是在他对整理国 故进行了新的诠释之后,影响到了他以前关于治国学应先通音韵训诂作为门径的观点。 胡适对治国学门径的新的解释,即是他整理国故的观念的反映,或者说,这份“最低限 度的国学书目”,是他具体实践整理国故主张的一个方面。

然而,胡适基于这种“用历史的线索”及其“天然继续演进的顺序”来治国学的想法 所拟定的书目,为当时许多人所不理解。譬如,钱基博引其友人的话说:“余见某氏《 国学入门应读书目》,标曰“最低限度”,而所列之书,广博无限。……然论其数量, 则已逾万卷;论其类别,则昔人所谓专门之学者,亦已逾十门;凡古来宏博之士,能深 通其一门者,已为翘然杰出之材;若能兼通数门,则一代数百年中,不过数人;若谓综 上所列门而悉通之者,则自周孔以来,尚未见其人。”(注:钱基博:《十年来之国学 商兑》,《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886页。)如果说 这番议论多含嘲讽之意而不必过分重视的话,那么对胡适十分敬仰的清华学生的反映则 更能够说明一些问题。清华学生也认为与他们所希求的最低限度国学书目的初衷有很大 差距。当他们看到胡适的这份“书目”后,不仅没有欣然接受,反而疑窦丛生。他们致 信胡适,表示了不解,并向胡适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我们以为先生这次所说的国 学范围太窄了。先生在文中并未下国学的定义,但由先生所拟的书目推测起来,似乎只 指中国思想史及文学史而言。思想史与文学史便是代表国学么?先生在《国学季刊》的 “发刊宣言”里,拟了一个中国文化史的系统,……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便是国学研究 ,这是先生在该宣言里指示我们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先生不在国学书目文学史之部以 后,加民族史之部,语言文字史之部,经济史之部……呢?”(注:《<清华周刊>记者来 书》《胡适文存》二集卷1,第186页。)这个问题如果按照胡适拟定书目的思路去看, 确实不易解释。胡适的中国文化史系统是他为整理国故所规划的一个前景、一个未来的 框架,换言之,是一个理想中的现代学术研究的学术分类体系,而他列出的书目,却完 全是依据在传统学术分类体系下经几千年积累而成的典籍,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在当时 仅仅是刚刚开始,如果这时就希望用现代学术分类体系去“整统”旧有的国学典籍,的 确为时尚早也勉为其难。胡适所能做到的是暂时区分出思想史和文学史两部分书籍,前 者主要以传统的四部分类法中的经、子、集为主,加以佛学典籍和少数史部书,后者主 要以集部书和诗、词、曲、小说等为主,假若想要再行扩至民族史之部、语言文字史之 部、经济史之部……,实际操作起来是很难办到的。可以说,胡适是陷入了自己给自己 设定的难题中去了。因此,他在这个问题上给清华学生的回答也不十分清楚,他只是说 :“我暂认思想与文学两部为国学最低限度;其余民族史、经济史等等,此时更无从下 手,连这样一个门径书目都无法可拟。”(注: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附 录二·答书》,《胡适文存》二集卷1,第188页。)

清华学生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一方面嫌先生所拟的书目范围不广,一方面又 以为先生所谈的方面——思想史与文学史——谈得太深了,不合于“最低限度”四字。 我们以为定清华学生的国学最低限度,应该顾到两种事实,第一是我们的时间,第二是 我们的地位。……先生现在所拟的书目,我们是无论如何读不完的,因为书目太多,时 间太少。而且做留学生的,如没有读过《大方广圆觉了义经》或《元曲选一百种》,当 代的教育家,不见得会非难他们,以为未满足国学最低的限度。”(注:《<清华周刊> 记者来书》,《胡适文存》二集卷1,第186-187页。)对此,胡适解释说:“关于程度 方面和时间方面,我也曾想过,这个书目动机虽是为清华的同学,但我动手之后就不知 不觉的放高了,放宽了。我的意思是要用这书目的人,从这书目里自己去选择;有力的 ,多买些;有时间的,多读些。否则先买二三十部力所能及的,也不妨,以后还可以自 己随时添备。若我此时先定一个最狭义的最低限度,那就太没有伸缩的余地了。”(注 :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附录二·答书》,《胡适文存》二集卷1,第188 页。)这样的解释也有些牵强,因为清华学生请他定的就是“国学入门书”,胡适自己 也称之为“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放宽限度,则与初衷相悖,难怪梁启超说他是“文 不对题”了。不过,胡适在这里还是表示留学生应当多读一些书,不应以为要去国外读 外国书或学习其他专业而放松了对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而所当具备的国学知识与素养。

为了符合“最低限度”的要求,胡适在所列书目中再行圈定“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 ”,并声称这些书目“真是不可少的了”,包括《书目答问》、《中国人名大辞典》、 《九种纪事本末》、《中国哲学史大纲》等39种书。

梁启超在4月下旬拟定了自己的“书目”。他说:“两月前《清华周刊》记者以此题相 属,蹉跎久未报命。顷独居翠微山中,行箧无一书,而记者督责甚急,乃竭三日之力, 专凭忆想所及草斯篇。”(注: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胡适文存》 二集卷1,第191页。)他给这份书目定名为《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分“要目” 和三份关于“读法”的附录,后者分别是“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治国学杂话”、 “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由此可见,梁启超是在看过了胡适的“ 书目”之后,有针对性地列出了自己的“要目”,并且对治国学做了一番论述,对胡适 的“书目”作了批评。

梁启超的“要目”分五个部分,包括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政治史及其他文献 学书类、韵文书类、小学书及文法书类、随意涉览书类,总共133种。在此基础上,梁 启超考虑到“惟青年学生校课既繁,所治专门别有在,恐仍不能人人按表而读”,又拟 出“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包括《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等20余种 书。他同时强调,“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 能认为中国学人矣。”(注: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附录一·最低限度 之必读书目》,《胡适文存》二集卷1,第223页。)

胡适、梁启超所列书目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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