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论已为百世师 1495.com

2019-11-05 08:12栏目: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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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诞生于广东新会。从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起步,经历了“学为国人”到“学为世界人”,梁启超最终以文化巨人的身影铭刻青史。尽管从生前到身后始终争议不断,但这恰从另一面向证明了其人影响力的经久不息,以及属于他的时代并未过去。尤其是,当党派的政治纷扰逐渐淡去,梁启超在文学史、学术史、思想史乃至文化史上开辟新局的价值也日益凸显。恰如雾霾消散,尘埃落定,青山依然挺拔,甚至更显伟岸。梁启超也以其超量撰述,实现了二十八岁时所作《自励》诗中“着论求为百世师”的自我期许。 为向这位并未远逝的先贤表达敬意,编者特从其辞世后现代学者的论述中,选录了一组评述文字。需要说明的是,除吴其昌一则,其他各条均出自本人编辑的《追忆梁启超》书中。也即是说,选文作者多少均与梁氏有过接触,由此也提供了一种或许更为切近的观察角度。 谨以此纪念任公先生一百四十周年诞辰。郑振铎:《梁任公先生》 梁先生在文坛上活动了三十余年,从不曾有一天间断过。他所亲炙的弟子当然不在少数;而由他而始“粗识文字”,粗知世界大势以及一般学问上的常识的人,当然更是不少。梁先生今年还只五十六岁,正是壮年的时代;有的人因为他在文坛上活动的时候很久,便以为他已是一位属于过去时代的老将了,其实他却仍是一位活泼泼的足轻力健,紧跟着时间走的壮汉呢。不幸这位壮汉却于今年正月十九日逝去了!这个不幸的消息,使我惆怅了许久!我们真想不到这位壮汉会中途而永息的。我不想做什么应时的文字,然而对于梁任公先生,我却不能不写几句话——虽然写的人一定很不少——我对于他实在印象太深了。 他在文艺上,鼓荡了一支像生力军似的散文作家,将所谓恹恹无生气的桐城文坛打得个粉碎。他在政治上,也造成了一种风气,引导了一大群的人同走。他在学问上,也有了很大的劳迹;他的劳迹未必由于深湛的研究,却是因为他的将学问通俗化了,普遍化了。他在新闻界上也创造了不少的模式;至少他还是中国近代最好的,最伟大的一位新闻记者。许多的学者们,其影响都是很短促的,廖平过去了,康有为过去了,章太炎过去了,然而梁任公先生的影响,我们则相信他尚未至十分的过去——虽然已经绵延了三十余年。许多的学者们,文艺家们,其影响与势力往往是狭窄的,限于一部分的人,一方面的社会,或某一个地方的,然而梁任公先生的影响与势力,却是普遍的,无远不届的,无地不深入的,无人不受到的——虽然有人未免要讳言之。 每个人都有自知之明;然真能深知灼见他自己的病根与缺点与好处之所有的,却不很多;每个人都能够于某一个时候,坦白披露他自己的病根,他自己的缺点,他自己的好处;然真能将自己的病根与缺点与好处分析得很正确,很明白,而昭示大众,一无隐讳的,却更不多。梁任公先生便是一位真能深知灼见他自己的病根与缺点与好处的,便是一位真能将他自己的病根与缺点与好处分析得很正确,很明白,而昭示大众,一无隐讳的。世人对于梁任公先生毁誉不一;然有谁人曾将梁任公骂得比他自己所骂的更透澈,更中的的么?有谁人曾将梁任公恭维得比他自己所恭维的更得体,更恰当的么?一部传记的最好材料是传中人物的自己的记载;同此,一篇批评的最好材料,也便是被批评者对于他自己的批评。这句话,在别一方面或未能完全适合,然论到梁任公,却是再恰当也没有的了。 梁任公最为人所恭维的——或者可以说,最为人所诟病的——一点是“善变”。无论在学问上,在政治活动上,在文学的作风上都是如此。他在很早的时候,曾着一篇《善变之豪杰》,其中有几句话道:“语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又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他又有一句常常自诵的名语,是“不惜以今日之吾与昨日之吾宣战”。我们看他,在政治上则初而保皇,继而与袁世凯合作,继而又反抗袁氏,为拥护共和政体而战,继而又反抗张勋,反抗清室的复辟;由保皇而至于反对复辟,恰恰是一个敌面,然而梁氏在六七年间,主张却已不同至此。这难道便是如许多人所诟病于他的“反覆无常”么?我们看他,在学问上则初而沉浸于词章训诂,继而从事于今文运动,说伪经,谈改制,继而又反对康有为氏的保教尊孔的主张,继而又从事于介绍的工作,继而又从事于旧有学说的整理;由主张孔子改制而至于反对孔教,又恰恰是一个对面,然而梁氏却不惜于十多年间一反其本来的见解。这不又是世人所讥诮他的“心无定见”么?然而我们当明白他,他之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强固的理由,最透澈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供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他的“变”,并不是变他的宗旨,变他的目的;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并未变动的,他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不过“随时与境而变”,又随他“脑识之发达而变”其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便是爱国。“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凡有利于国的事,凡有益于国民的思想,他便不惜“屡变”,而躬自为之,躬自倡导着。常燕生:《悼梁任公先生》 政治上的是非曲直本来是很难论的,一般人只以成败论人,欲求一准诸是非的公论,本来难得,梁先生一生的政治运动,结果自然是失败,这是毋庸为讳的,然而失败并不就是“非”与“曲”,这话却可为知者道,难为俗人言。即以参战问题而论,倘若当日中国若不依梁先生一派的意见,决然对德宣战,试问以后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中国还有参加的权利没有?山东问题,还有对日交涉的可能与否?这种本是显然的事实,然而是非曲直还似乎到现在仍然难明似的,其他自然也就更不必为梁先生辩护了。 真正政治领袖的性格,在好的一方面讲,是要有阔大的气魄、坚毅的意志和敏捷的实际手腕,在坏的一方面讲,却要有铁一般的心肠,毒蛇一般的手段,不恤破坏蹂躏了敌人的利益,才能攫得自己的利益,梁先生在这几方面他都是非常缺乏的,他不能巧言买得群众的信仰,他不能阴谋摧毁敌人的阵垒,他不能腼颜坚持自己的主见,这就是他的政治工作永不能成功的原因。…… 梁先生却也不是一个道地的“学者”,这话恐怕更容易引起人的怀疑。人们对于“学者”和“思想家”的分野是往往弄不清楚的,其实两者的界限显然不同。学者是埋头做研究工作的人,思想家却是要指导群众的。达尔文是学者,不是思想家;赫胥黎、斯宾塞是思想家,却未必是学者。纯粹的学者看不起思想家的浅薄,然而一般社会却需要思想家更甚于学者。在整理国学方面,梁先生的功力、成绩未必胜于王国维、陈垣诸人,然而在社会所得的效益和影响方面讲,梁先生的成绩却远非诸学者所可及。在一切未上轨道的国家里,社会需要思想家更甚于学者。一千个王国维的出现,抵不住一个梁启超的死亡的损失。胡适:《四十自述》 我在澄衷一年半,看了一些课外的书籍。严复译的《群己权界论》,像是在这时代读的。严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响没有梁启超的影响大。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有时候,我们跟他走到一点上,还想望前走,他却打住了,或是换了方向走了。在这种时候,我们不免感觉一点失望。但这种失望也正是他的大恩惠。因为他尽了他的能力,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境界,原指望我们感觉不满足,原指望我们更朝前走。跟着他走,我们固然得感谢他;他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指着一个未知的世界叫我们自己去探寻,我们更得感谢他。

第二方面介绍西方的哲学,经济学等等的学说。

每个人都有自知之明,然真能深知灼见他自己的病根与好处之所有的,却不很多;每个人都能够于某一个时候,坦白披露他自己的病根,他自己的缺点,他自己的好处;然真能将自己的病根与缺点与好处分析得很正确,很明白,而昭示大众,一无隐讳的,却更不多。梁任公先生便是一位真知灼见他自己的病根与缺点与好处的,便是一位能将他自己的病根与缺点与好处分析得很正确,很明白,而昭示大众,一无隐讳的。

第一方面是鼓吹“新民”之必要,欲从国民性格上加以根本的改革,以为政治改革的入手。

在梁启超流亡日本的时间里,是任公著作极为丰富的十年,集为《饮冰室文集》,可分为六方面来总结这几年的成绩:

第五方面,是对于历史著作的努力。

《梁任公先生》

作者:郑振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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