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戈金1495.com:非遗立法挑战专家智慧

2019-11-24 13:39栏目:风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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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报业网讯

对话人

1495.com, 6月13日全国第四个文化遗产日期间,各地众多活动陆续开展。昨日,在成都国际非遗节上,来自世界31个国家的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就国际社会如何建立非遗保护机制,应对自然灾害进行深入探讨,并形成了《成都共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民俗学会会长 朝戈金

针对近年来,非遗保护立法呼声很高等焦点话题,国家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朝戈金教授表示,与日本、韩国等较早进行非遗立法的邻国相比,我国非遗立法波折不断,对非遗保护工作人员的智慧提出了挑战。由于我国著作权法中没有对民间创作作详细规定,于是出现了集体创作、二次创作等纠纷,如王洛宾作品版权之争。通过立法,能够厘清这些有关非遗集体创作的纠纷吗?朝戈金表示,目前不可太乐观。比如有游戏公司将藏族史诗格萨尔故事改编成电玩,产生了经济效益。假如该公司想从盈利中拿出一定比例来回馈格萨尔故事的原创者,那么由谁来接受这笔钱?格萨尔故事可以说是全体藏民集体创作的,谁又有权代表全体藏族人民接受和正确使用这笔钱?

对话动机

朝戈金说,经过二次创作后问题显得更为复杂,所以说,非遗保护领域的法律工作从理论的设计、理念的确立,一直到具体执行,每个环节都有难度。 (张楠)

川江号子、川剧、内蒙长调、马头琴音乐……这些古朴的事物将再次凝聚人们的目光——6月1日,我国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施行,这标志着长期以来,我国“非遗”保护领域无法可依的局面将结束。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

作为一个拥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可谓璀璨多姿,但是如同其他国家一样,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上也面临着困境和难题。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有哪些亮点?将给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哪些积极作用?《法制日报》记者就这些问题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民俗学会会长朝戈金展开对话。

对话

“非遗”保护现状不容乐观

记者: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但同时也忽视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许多千百年来相传承的东西正在或已经从人们的生活中褪去。作为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领域的权威研究者,请您谈谈长期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感受?

朝戈金:全国各地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状况都不一样,有的地方做得好,有的地方做得不那么好,有的地方甚至做得比较差,也没有能力去做,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

就拿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来说,这是我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之一,史诗故事体制宏大,人物众多,情节曲折,必须是非常聪明、有口才还要有一定天赋的人经过长期训练才能学会演唱。上世纪80年代时,在新疆地区记录在案的,能唱一个诗章以上的歌手还有一百零几位。20年之后,我们再去做田野调查时,绝大多数当初记录在案的歌手都已经去世了。现在,在新疆地区杰出的江格尔艺人也就两三个,而且都年事已高,演唱的体力也已不济。更可怕的是,传承人在急剧减少,年轻人都不想学。

在新疆调查时,我在天山深处一个小毡房中本来应该放置佛龛的位置上发现了一张刘德华的照片。当时我就想,流行文化的冲击真是很厉害,这种改变所带来的变化是很深刻的,是心灵深处的变化。年轻人喜欢上了刘德华,不喜欢江格尔这样的传统史诗。喜欢刘德华不是问题所在,问题是不能因此把老传统都丢掉。

过去,我国在接受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一直存在一些疑虑和误区,比如说很多人会有疑问:“传统都是好的吗?”再比如说有人也会问:“剪纸怎么成了无形文化呢?纸不是有形的吗?”

这些年来,这种状况逐步在好转。我国从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到地方政府乃至社会各界,都逐步认识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迫切性。我参与了审定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家名录工作,亲眼看到了各地申报国家“非遗”名录的积极性在高涨,做得也越来越专业,有一些举措对于保护珍贵的“非遗”确实有很大的帮助。

记者:我们采访了解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普遍关注的同时,一些地方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即大力倡导“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一味地将“非遗”作为功利性赚钱工具使用,使得文化的色彩日益淡化。您对此怎么看?

朝戈金:“非遗”的过度商业化和不当使用是全世界都有的问题,这一问题在我国尤为突出。我国很多地方在开发和宣传“非遗”时,让专家学者和民众很是担心。比如说某项“非遗”项目在性质上并不适宜公开表演和取悦游客,而是属于较为严肃的民间仪式活动,它或许承载着敬畏天地、祭奠祖先和教育下一代等社会功能,结果却很可能被误用了,让人们去观赏花哨的服饰以及热闹的场景。这样一来,不仅会让那些局外人“误读”其严肃的内涵,还会让局内人,例如应该传承这一“非遗”文化的年轻人们,失去原来对这一仪式所应有的庄严感、神圣感以及敬畏精神。这属于文化内核被误用和置换了。这样的倾向很令人担心。

当然,也有做得不错的例子。比如内蒙古的成吉思汗陵和成吉思汗祭奠,现在已经是一个比较着名的旅游项目了,在开发周边的旅游产品时,设立了很多吸引游客的要素,但与此同时并没有削弱成吉思汗祭奠的庄严感。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存在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可能做得好,也可能做得不好。好与不好完全取决于经营者或者当地政府是不是尊重了当地民众的意愿,是不是听取了有关专家的意见。如果仅仅是一群纯粹出于商业目的的人在搞开发,那通常都会走样,因为这些人首先并不会去尊重文化,他们只会考虑如何将一项“非遗”包装成商品卖出去,这就会对“非遗”造成很大冲击。

记者: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您经常需要做广泛的田野调查,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您能谈谈自己的一些工作经历吗?

朝戈金:民俗学学科创立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了,从创立之初就与田野调查紧密联系在一起。一开始讲的田野调查真的是到乡间去,今天的田野调查主要是指做实地的调查。

在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田野调查经历中,有些时候各方面条件比较艰苦。有一年夏天我去天山山麓,那里的海拔将近4000米,8月份的早上就看见结冰了,十分寒冷。当时只好把所有衣服都套在身上,像头熊一样。很多地方不通汽车,只能靠骑马,那里的狗也往往非常凶猛,需要格外小心。

通过这些年田野调查的经历,我感到民众中真是有无数的天才,他们的才能以及达到的水平让人们惊叹,比如说史诗演唱的能力。我见过一位藏族老艺人,不识字,擅长“格萨尔史诗”,故事全在他的脑子中。后来西藏社会科学院把他请过去唱,每天唱两三个小时。我们去看望他的时候,他已经唱了几个月了,就问他,你的故事是不是快要唱完了,他回答:还早着呢。

后来我们计划刊印他所唱的格萨尔王传,结果发现从听磁带到誊写,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就成立了一个小组围着他工作,这个工作已经进行好几年了,我们已经将他唱的故事出版了近30卷,全部出完,有45卷,每卷30万字以上。这45卷还不是他所唱故事的全部,而大约只占三分之二。

我把这个例子说给国际同行们听,他们都非常吃惊,纷纷说这是一个奇迹。这只是我所见到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间叙事艺术上的一个例子,类似的奇迹还有很多。


明确政府保护“非遗”责任

记者:社会各界翘首期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于今年2月25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获高票通过,从今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对此,文化部部长蔡武曾表示,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是继文物保护法颁布近30年来,文化领域的又一部重要法律,为文化领域其他立法提供了有益借鉴。您如何评价非物质遗产法的出台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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