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放]一位老人与一部民间文学百年学术史

2019-11-17 10:45栏目:风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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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5月31日,建设北京学术之都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多位知名专家、教授、学者参与了学术之都议题的讨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民俗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董晓萍在研讨中进行了交流发言,内容摘录如下:

  百年历史,风云变幻,中国的学术文化随着时代的大潮波澜起伏,要想书写这一时代的学术史,除了熟悉各个时段关键性人物与代表性著作外,还得紧扣时代脉搏,把握时代特性,将学术花朵与时代土壤结合,才能写出血肉丰满的学术历史。

  近十年来我们做了一些和北京市文化有关的项目,其中给我们启示比较大的是世界大都市和北京,给我们提供的启示就是在今天的世界环境下北京首都城市的研究能够提供哪些可持续发展的经验,有哪些东西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总结出来,哪些东西我们可以和世界同行共享。在这段时间里我们阅读了北京学术史书目,在我们重读这些书目的时候也感到对北京的发展史有一份责任。

  著名民间文艺学家刘锡诚先生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完成了百万字的巨著《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该著作资料丰富,写作态度严谨,史论结合,具有阔达的学术胸襟与传承民族文化情怀。这部皇皇大著,凝聚了先生一辈子的心血,是先生从事民间文艺学数十年积累的结晶。我捧读此书,感受到一个倔强学人的性格与操守。

  北京作为学术之都有哪条件?现在我们能看到想到的基本就是这几个:中国学术历史之城,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创造空间,融合新旧文化的科教文史,公共领域建设与学术活动管理、国际化、城市文化符号的建设。

  本书是对20世纪民间文学学术史的梳理与总结。20世纪学术史纷繁复杂,中西交错、古今交织,如何在复杂的学术形态中理出思路,并划分出若干阶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者将1900年至1999年百年间的中国民间文学史划分为:现代民间文艺学的滥觞期(1900-1918)、歌谣运动的兴衰(1918-1926)、学术转型时期(1927-1937)、战火烽烟中的学科建设(1937-1949)、共和国十七年的民间文学搜集研究(1949-1966)、新时期的民间文学建设(1976-1999)六大时间段落。在每一段落下抓住人物、组织、活动、著作成果进行详尽论述,丰富的资料与流畅的叙述让读者如临其境,对百年民间文学学术史获得全面而完整的印象。

  中国学术文明的历史之城

  《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主要特点有三:

  北京建成首都八百年,元明清的时候北京城市简史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经验?第一、地方士阶层流动与首都学术气质和学者信仰的培养;第二、皇城管理思想与学术包容倾向;第三、外国使者的回忆录。

  一、学术态度严谨,论从史出。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地域广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明清以来,中国有四个大城市都受到关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关于它们都有相当一部分书籍,它们有不同的历史地理区域和城市生活,北京在众多的文化名城当中是最有政治文化影响力的首都城市,是中国高校最多、文化遗产分布最多的城市。北京也是全国性的宗教机构、外国使馆、驻华国际组织的所在地,北京学术史是在这种历史氛围下积淀起来的一份特殊遗产。因此要考虑:

  我们讲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开端,一般都会说从歌谣学开始。而刘锡诚以严肃认真的学术态度,通过他的对资料的掌握与梳理,以确定的依据论述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起点,应该从晚清神话学的研究开始。该书开篇讨论了作为概念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他说: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滥觞,实际上确比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早,应在晚清末年。从文化发展的一般道理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划时代的,但它不是突发的、孤立的事件,而是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新思潮积累到一定程度才爆发起来的。(第1页)这是重要的学术观点,与钟敬文先生在《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中所说其实,严格地讲,中国科学的民俗学,应该从晚清算起,异曲同工。如果说中国民俗学运动史从歌谣征集开始没有问题,但是讲民间文学学术史从神话学开始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将中国民间文学与民俗学起点确定在晚清,符合民间文学学术史的界定。

1495.com,  第一、中央与学术的问题,一般认为在明清时期中国地方城市对北京有很强的政治向心力,从哪里来?应该说明清的恢复科举制度使北京保持了国家大一统管理下的地方多样性学术。他们每隔几年到北京来考试,使地方城市成为北京学术文化的门户,而不仅仅向北京提供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这可以找到很多资料。

  再就是刘先生在讨论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史的时候,对这一段学术史有一个非常清醒而适当的把握,即叙述20世纪民间文学史,不仅仅是学术探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跟政治社会的纠结。当时的学人无不处在古今中西观念与思潮的纠结中,如何看待中国底层民众的文化,如何看待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如何应用西方学术理论,都体现在当时学术讨论之中,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各个学术流派的学术内容。刘锡诚在本书绪论中特别就此问题进行了说明:有的学者不赞成以社会历史分期、以社会政治事件作为学术分期的标准或参照。其实,这无异于是一种自命纯学术研究的错误选择。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革命、战争、政治运动和社会变革连绵不断的世纪,这种社会背景对于人文科学的学术命运的影响常常是不可抗拒的,其实这是20世纪人文学术发展的最大特点。(第8页)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学术人物都离不开当时历史社会的大背景,把学问放在一个大的历史社会背景里去考察,更能看出学术发展的一个样态,我想这是刘先生宏阔学术眼光的体现。

  第二、书目文献的中心,北京拥有全国最完整的,具有首都向心力的书目文献系统,它的特点是政府、知识分子和市民共同参与书籍文献的建设。我们知道大型的官方类书《四库全书》、《明史》、《清史》,以及大量的小说与报刊,这对我们研究北京学术简史前期是有帮助的。

  二、学术胸襟与学术理解

  第三、外国学者怎么看北京的集权和兼容的问题。其实北京不仅是首都,明清到民国时期北京首都城市的社会位置几度发生重大变迁,民国时期就两次失去首都的位置。在集权文化之下,多民族文化融通,各阶层宗教和民族资源曾经广泛地被利用,其中兼容宗教文化是北京的一个优势、一个特点。法国汉学家莎瓦很早就指出,北京的寺庙和北京社会史有深刻的联系。

  百年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流派纷呈,人物荟萃,如何呈现、分析与评价学术流派的形成过程、流派特色,如何论述代表性人物的学术思想与学术贡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本书在梳理一百年学术发展历程时,对各种流派、各色学人,持尊敬与公允的态度,对各种学术成果尽量予以介绍,力图全面呈现各历史时期的学术状貌。如他在本书第二章歌谣运动的兴衰部分,为了让读者更加全面把握歌谣运动时期的学术调查与学术研究情况,除了北大歌谣研究会外,还特别提出了乡土研究派的代表人物与其他学者。有些歌谣研究先贤是我们很陌生的,如白启明、刘经庵、孙少仙、张四维等。对于他们的学术成果,进行了一一辨析,归纳总结了各自的学术观点。如刘经庵的从歌谣研究妇女问题;孙少仙的城市歌谣的特点与变迁;张四维的歌谣代表了时代的民众精神等。

  现代学术思想的创造空间

  作为本书的作者肯定有他对学术史的评判标准,也会有自己的学术倾向性,但是作者还是尽量在这个描述过程中,或者说叙述过程中,对各家各派的观点、学问作力求公正的评价。例如钟敬文先生是当代重要的民间文学研究家、教育家,他自歌谣运动开始,持续到21世纪初,都在从事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与研究。他对钟敬文各个阶段成就、作用的叙述、评价,合适中肯。从百年学术史中看到钟先生人生与学术轨迹,他是民间文学学术史的参与者与见证人。同时也没有因为钟先生在后期的学术领导地位,而忽视其他学者的学术贡献。在这部学术著作里面,体现了一种兼容并蓄文化包容态度,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胸怀。

  八百年来,北京有三个方面是需要关注的:

  三、拥有传承民族文化的情怀

  第一、五四新文化运动

  民间文学学术史是对致力于民间口头文化的研究者及其实绩进行研究,而民间文学的学术史的开端及研究主旨是与普通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对于民族基础文化搜集整理、研究者的持久关注,需要有热爱民族文化的情怀。年逾八旬的刘锡诚先生对传统文化、对民间文化有特殊的感情,从他做人、做事、写文章,从他一生孜孜以求的过程来看,刘先生有着天然的对民间文化的热爱。他十分重视民族文化传承问题,重视研究民族传统文化学科。对民间文化的挚爱是促成这部著作问世的重要动力。我们看到他在2001年为了民间文学的学科的位置的问题,专门给国家学位办写了很长的信。我想这是特定时代赋予先生的精神印记,它体现了一代学人传承民族文化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意识,也是其拥有传承民族文化情怀的具体体现。

  北京大学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是世界性的,它在北京现代学术史上是极为重要的开端,以改造社会文化为宗旨,以文化运动为驱动力,及时从政治运动转向文化运动。它的反封建传统思想的观念被毛泽东吸收,1942年以后成功进行了延安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但大多数学者是把学术当作他们奉献社会的一种体现,因此更多的是创造现代学科,也留下了不够完整的学术系统。北京这一学术传统延续到1949年和改革开放后的北京高校传统当中。

  在中华民族文化重铸的今天,我们需要更多的人从事文化传承事业,需要学习刘锡诚精神,勤恳耕耘、默默奉献。假如我们都能够像刘先生那样努力、那样甘于寂寞,我们的学风会更加朴实,学术成果丰硕,我们学界也就更加具有学术服务人类进步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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