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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10 12:06栏目:风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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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风易俗是人们有意识促使风俗发生变化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行动。中国古代的移风易俗思想内容丰富,十分强调移风易俗的治世价值,在移风易俗的方法上更主张礼教而非法治,格外重视社会上层和国都在移风易俗方面的作用发挥。这些思想虽然在某些方面具有局限性,但对于今天的国家治理而言仍具有一定价值。

内容摘要:中国古代的移风易俗思想内容丰富,十分强调移风易俗的治世价值,在移风易俗的方法上更主张礼教而非法治,格外重视社会上层和国都在移风易俗方面的作用发挥。以法令移风易俗在如何移风易俗方面,综观之,大致可以概括为法令式与教化式两种主张。法令式移风易俗的微效、无效和负效应,是礼乐教化倡导者极力批评的内容,也是他们反对法令式移风易俗、主张教化的重要理由。”有鉴于此,移风易俗的倡导者总是将目光锁定在圣人、君主、公卿大夫等上层社会人士身上,视其为风俗好坏的关键所在,并希望他们能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是非观、善恶观、价值观,讲礼节,重仁义,并以身作则,率先示范,通过上行下效的路径以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

  风俗在古代被认为与国家治乱兴衰关系重大

关键词:移风易俗;风俗;法令;京师;习俗;精英;董仲舒;家族;天下;秦始皇

  中国古代主要用治乱来概括政治统治的效果。治世是人们孜孜以求、努力经营的理想政治目标。但社会现实总是弊端丛生,矛盾重重,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如何才能解决社会矛盾、清除弊端以弭乱求治呢?古代社会精英们从多个角度进行思考和解答,风俗则是其中的一个角度,它被认为与国家治乱兴衰关系重大。荀子明确提到: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之后,许多社会精英都明确表达了对风俗重要性的认知。汉代崔寔将风俗视为国之诊脉,认为:年谷如其肥肤,肥肤虽和,而脉诊不和,诚未足为休。宋代苏轼更明确将风俗之于国家的意义比作元气之于身体之意义:国之长短,如人之寿夭,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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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括而言,风俗对于国家治乱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移风易俗是人们有意识促使风俗发生变化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行动。中国古代的移风易俗思想内容丰富,十分强调移风易俗的治世价值,在移风易俗的方法上更主张礼教而非法治,格外重视社会上层和国都在移风易俗方面的作用发挥。这些思想虽然在某些方面具有局限性,但对于今天的国家治理而言仍具有一定价值。

  其一,风俗是治乱的表征,风俗的好坏以及风俗的齐同与否,是判断社会治乱的重要标尺。将风俗作好坏的判断在中国古代是一种普遍做法,人们常用淳醇美厚朴等形容好风俗;用薄恶陋漓浇偷浮粗鄙野淫奢黠等形容坏风俗。风俗齐同是指不同区域的人们拥有整齐划一的习俗。它与市无二贾,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等所代表的风俗淳美一样,也是治世的重要表征。相比之下,各地风俗不一,州异国殊,情习不同风流俗败,嗜欲多,礼义废,君臣相欺,父子相疑则是晚世的特点。

  风俗在古代被认为与国家治乱兴衰关系重大

  其二,风俗是治乱的原因,风俗好坏与社会治乱兴衰之间形成了一种因果关系。宋代崔敦诗说:民俗之厚薄,关于天下之治乱。尧舜之民比户皆可封也,所以为治朝;桀纣之民比屋皆可诛也,所以为乱世。清蓝鼎元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千古治化,全在风俗,故观于乡而知王道。时雍风动则为唐虞,浇薄嚣凌则为季世。唐虞叔季岂以古今论哉?风俗异也。陆象山说:一人之身,善习长而恶习消,则为贤人,反是则为愚。一国之俗,善习长而恶习消,则为治国,反是则为乱。时之所以为否泰者,亦在此而已。这种风俗事关国家治乱兴衰的思想深深扎根在一代又一代的社会精英心中,求治弭乱的他们面对不理想的现实,很自然就将风俗治理或曰移风易俗当作十分关键的治世之道。而如何将九州异俗转化为六合同风,即整齐不同地方多种多样的风俗,使之趋向同一;如何将浇风漓俗转化为美风淳俗,即整齐品性参差不一的风俗,使之趋向美善,正是中国古代社会移风易俗实践的两个重要取向。

  中国古代主要用治乱来概括政治统治的效果。“治世”是人们孜孜以求、努力经营的理想政治目标。但社会现实总是弊端丛生,矛盾重重,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如何才能解决社会矛盾、清除弊端以弭乱求治呢?古代社会精英们从多个角度进行思考和解答,风俗则是其中的一个角度,它被认为与国家治乱兴衰关系重大。荀子明确提到:“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之后,许多社会精英都明确表达了对风俗重要性的认知。汉代崔寔将风俗视为“国之诊脉”,认为:“年谷如其肥肤,肥肤虽和,而脉诊不和,诚未足为休。”宋代苏轼更明确将风俗之于国家的意义比作“元气”之于身体之意义:“国之长短,如人之寿夭,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

  以法令移风易俗

1495.com,  概括而言,风俗对于国家治乱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在如何移风易俗方面,综观之,大致可以概括为法令式与教化式两种主张。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通过法律政令的惩罚性措施迫使人们改变惯常的做法,后者是通过对教育感化作用使人的审美感、是非观、价值观等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到行为层面,导致风俗的变迁和提升。

  其一,风俗是治乱的表征,风俗的好坏以及风俗的“齐同”与否,是判断社会治乱的重要标尺。将风俗作好坏的判断在中国古代是一种普遍做法,人们常用“淳”“醇”“美”“厚”“朴”等形容好风俗;用“薄”“恶”“陋”“漓”“浇”“偷”“浮”“粗”“鄙”“野”“淫”“奢”“黠”等形容坏风俗。风俗齐同是指不同区域的人们拥有整齐划一的习俗。它与“市无二贾,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等所代表的风俗淳美一样,也是治世的重要表征。相比之下,各地风俗不一,“州异国殊,情习不同”“风流俗败,嗜欲多,礼义废,君臣相欺,父子相疑”则是“晚世”的特点。

  法令式移风易俗强调以吏为师,以法为教,通过法律政令的实施强制性地改变风俗,所谓凡法律令者,以教道民,去其淫避(僻),除其恶俗,而使之于为善殹(也)。这种理论主张在战国时期的秦国和秦始皇统治时期得到全面实践。秦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秦始皇履至尊而制六合、实现政治统一之后,在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局面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之下,很快也开始了作制明法匡饬异俗的活动。不仅如此,正如有些学者已经发现的:秦朝试图利用法律来移风易俗、统一文化,并非只是秦廷少数高层人物的一种主张,而是实实在在地变成了基层官吏治民行政的指导思想。

  其二,风俗是治乱的原因,风俗好坏与社会治乱兴衰之间形成了一种因果关系。宋代崔敦诗说:“民俗之厚薄,关于天下之治乱。尧舜之民比户皆可封也,所以为治朝;桀纣之民比屋皆可诛也,所以为乱世。”清·蓝鼎元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千古治化,全在风俗,故观于乡而知王道。时雍风动则为唐虞,浇薄嚣凌则为季世。唐虞叔季岂以古今论哉?风俗异也。”陆象山说:“一人之身,善习长而恶习消,则为贤人,反是则为愚。一国之俗,善习长而恶习消,则为治国,反是则为乱。时之所以为否泰者,亦在此而已。”这种风俗事关国家治乱兴衰的思想深深扎根在一代又一代的社会精英心中,求治弭乱的他们面对不理想的现实,很自然就将风俗治理或曰移风易俗当作十分关键的治世之道。而如何将“九州异俗”转化为“六合同风”,即整齐不同地方多种多样的风俗,使之趋向同一;如何将浇风漓俗转化为美风淳俗,即整齐品性参差不一的风俗,使之趋向美善,正是中国古代社会移风易俗实践的两个重要取向。

  毋庸置疑,法令规范会产生一定的效用。如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但这种形式的移风易俗在很多时候并不能起到理想的效果。《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中的一段话就颇能说明问题:

  今法令已布,闻吏民犯法为间私者不止,私好、乡俗之心不变,自从令、丞以下智(知)而弗举论,是即明避主之明法殹(也),而养匿邪避(僻)之民。如此,则为人臣亦不忠矣……此皆大罪殹(也)……今且令人案行之,举劾不从令者,致以律,论及令丞。

  这篇秦始皇二十年(公元前227年)南郡守腾寄发给所属县道啬夫的文告,反映了政府在用法令移风易俗方面一而再再而三的努力。然而,法令已布、吏民犯法为间私者不止,私好、乡俗之心不变的现实,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诉诸政治暴力的移风易俗行动往往是微效甚至是无效的。不唯如此,这种形式的移风易俗行动还会带来较大的负面效应。贾谊认为: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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